因在办理一宗强奸案中涉嫌妨害作证罪，一名执业25年的广东律师周某被批捕。周律师代理的案子是这样的：小美称被卓某强奸了，然而在法庭上，小美翻供了。警方认定律师周某利诱小美做了伪证，构成犯罪；不仅如此，卓某的父亲、强奸案受害者小美，也都涉嫌伪证罪，受到司法追究。(见昨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　　“律师伪证罪”一直是个争议话题。这起案件中，周律师是否构成犯罪，笔者暂不予评论，倒是想“务虚”地谈一下：“律师伪证罪”让律师顶着磨盘跳舞，这样的制度设计，是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，是否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现代刑事司法程序由法官纠问制，改为对抗制。这种机制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，让控辩双方互相质证，以实现程序正义；辩护律师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。说到底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，律师是代表着民权，对公权提出质疑的，双方必须均势，才能实现公正。

　　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是按立案、侦查、逮捕、审查起诉、审判的“定罪”流程来设计的。在国人的权利意识日益提升的当下，我们也应该反思：保障当事人的权利，给予辩护律师足够的空间。

　　虽然，中国也有个别黑心律师，为了金钱出卖法律和良心，贿买、恐吓证人作伪证。但相比个别黑心律师的伪证行为，当下的更严重问题是：公权独大，公权僭越法律，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。

　　1月28日，《南方周末》有一篇报道《公权力作伪证：无人追究，无法追究》，道出了公权力作　　恶，其害远甚于“律师伪证”的真相。

　　比如与本案相似的强奸案－－北京大学学生陈伟被指控强奸前女友缪某。缪一度否认被强奸，结果被北京市海淀警方以涉嫌伪证传唤，按其自述，“经过公安机关对我的教育和一晚上的反思”，她就否认了不是强奸的证词，“认错”之后，缪某随即被取保候审。最终，陈伟的强奸罪成立。在河北省的一起受贿案中，证人被带到检察院询问了十多个小时，检察院称如果不这么说就拘传她，她才被迫签了字。在河南的一起抢劫案中，证人被警方找了三四个月，反复做工作……

　　如果律师也敢这么向证人取证，那无疑是要按刑法306条的“律师伪证罪”治罪的，警方、检方如此取证，该追究什么责任？

　　在刑法中，伪证罪的主体，包括证人、鉴定人、记录人、翻译人和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(多为律师)，公权力一方的伪证行为只能依据徇私枉法罪入罪，且几乎很少启动追究程序。另一方面 ，司法机关追究“律师伪证罪”倒是很积极的，因为律师的辩护，以致“妨害作证”行为，直接“妨害”了司法机关的办案；而司法机关既是律师的对手，又是律师的“法官”，可以追究他的伪证罪。这里明显有一个制度设计不合理的问题。

　　要实现司法公正，就必须让辩护人与司法机关形成有效抗衡，这是民权与公权的制衡。